► 沈成兴
撰写 | 沈成兴（上海第六人民医院心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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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世界卫生组织成立心血管康复委员会并提出心脏康复的定义。2007年，美国心肺康复学会/美国心脏病学会/美国心脏协会共同制定了《心脏康复和二级预防指南》，并将心脏康复定义为一项综合的长期计划，包括医疗评价、运动处方、纠正心脏危险因素、教育、咨询及行为干预等。这些计划用于限制心血管疾病对生理和心理的影响，降低猝死和再发心肌梗死的风险，控制心脏病症状，稳定或逆转动脉粥样硬化进程，提高患者的心理、社会和职业适应能力。一般情况下，心脏康复分为三期：一期是患者住院期间启动院内康复；在大多数国家，二期是为期３～６个月、受监督的门诊康复计划；而在欧洲，医院提供３～４周的住院康复计划作为二期心脏康复；三期是注重身体健康和减少其他危险因素的终身维持期。随着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心脏康复的目标不再只是为了帮助患者恢复生活自理能力和增加有规律的体力活动，而是为了控制可修正的危险因素，以及帮助心脏病患者处理社会心理问题和职业问题。心脏康复的获益主要表现在降低病死率、降低再入院率、降低医疗成本和提高药物依从性等方面。
心脏康复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从被初步认识，到质疑与否定，再到普遍接受，心脏康复至今已走过了200多年的风雨历程。
早在250年前，Heberden就认为体力活动对心绞痛患者有益。但是，20世纪初期临床认为，几乎所有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都应绝对卧床休息6～8周。
20世纪30年代，Lewis更是主张对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应日夜陪护，由护士辅助完成各项动作，不能自发用力和活动。相反，20世纪40年代，Levine和Lown则建议无并发症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采用“椅子疗法”，以替代长期的卧床休息。
20世纪70年代，Wenger等总结了一套以运动疗法为主的急性心肌梗死住院期心脏康复方案，心脏康复由此实现了由静到动的转变。
20世纪80~90年代，以运动为核心的心脏康复体系迅速发展。讲到西方心脏康复体系，不得不提及美国心脏病学之父PaulWhite和美国心脏康复先驱Michael Pollock。Paul White曾将康复运动比喻为冠心病的“解毒剂”，提出了分级运动处方（包括游泳、步行、高尔夫），其主编的Rehabilitation of the Cardiovascular Patient于1958年正式出版。
Michael Pollock在开发运动处方（包括运动强度、运动频率、运动持续时间、运动类型）和发展当代心脏康复模式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其主编的Cardiovascular Disease and Rehabilitation是冠心病康复的首要参考书。他曾担任美国运动医学会主席，是美国心肺康复学会、美国《心肺康复和预防杂志》的奠基人之一，曾参与美国运动医学会、美国心肺康复学会的许多指南、标准、程序的制定，被美国运动医学会授予终身成就奖。为纪念Michael Pollock，他的同事与学生出版了Pollock’s Textbook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nd Rehabilitation。
这本书和Michael Pollock主编的Cardiovascular Disease and Rehabilitation一样传承了他的心脏康复观念，并发展到整个心血管系统。
相比于欧美国家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心脏康复体系，我国心脏康复起步较晚，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开展的主要工作是风湿性心脏病的运动锻炼。此后，从20世纪80年代初慢性冠心病康复的启动，到80年代末急性心肌梗死后康复进程的启动，到90年代中国心脏康复专家共识制定工作的开展，很多老一辈专家如周士枋教授、励建安教授、曲镭教授、刘江生教授等为我国心脏康复的普及和发展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与心血。随着我国人口快速老龄化、心血管疾病预防基础薄弱和患病人群年轻化，我国带病生存人口剧增。虽然急性心肌梗死的溶栓、介入治疗和心力衰竭的药物治疗会导致心血管疾病病死率短暂下降，但同时带病生存人口会进一步增加。最终，“堰塞湖”的集中暴发会带来心血管疾病病死率急剧上升的风险。因此，我国心脏康复体系尚不完善，加之我们正在面对的是中国心血管疾病的“堰塞湖”现象，心脏康复的大力发展是全新的任务。
我国心脏康复体系正在逐步趋于完善，《冠心病康复与二级预防中国专家共识》《慢性稳定性心力衰竭运动康复中国专家共识》《稳定性冠心病心脏康复药物处方管理专家共识》《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术后运动康复专家共识》《中西医结合Ι期心脏康复专家共识》《中西医结合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Ι期心脏康复专家共识》和《75岁及以上稳定性冠心病患者运动康复中国专家共识》等专家共识的相继发布，为我国心脏康复工作的开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近年来，心脏康复得到越来越多专家的高度重视和越来越多医院的大力支持，中国康复医学会心脏康复委员会提出了心脏康复五大处方（包括运动处方、心理处方、营养处方、戒烟处方和药物处方）。2017年12月1日，由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葛均波院士倡议的中国心脏康复中心在上海正式成立。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了500多家心脏康复中心，心脏康复队伍正在逐年壮大，心脏康复流程也在逐步趋于规范化、标准化。
当然，在追求心脏康复规模扩大的同时，心脏康复质量不容忽视。心脏康复质量与临床获益程度有关，而后者取决于心脏康复参与率和完成率。因此，如何提高心脏康复参与率和完成率成为我们关心的问题。
目前，国外提高心脏康复参与率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点：①加强心脏康复宣传；②心脏康复中心需设置专门的心脏康复宣教人员；③医保覆盖心脏康复费用；④患者出院前完成资料注册。
提高心脏康复完成率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点：①制定个体化的心脏康复项目，规定康复完成时间；②灵活的心脏康复时间；③康复课程前的电话提醒；④开展以家庭为核心的康复项目。在我国，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符合我国国情的提高心脏康复参与率和完成率方法。
21世纪是互联网蓬勃发展的时代，心脏康复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高科技产品的诞生为心脏康复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大量研究和综述表明，一个追踪器本身是无效的，但是追踪器联合其他健康行为干预（比如心脏康复）则带来效益。一项来自澳大利亚的随机对照研究，将120例心肌梗死后患者随机分配到传统的基于中心的心脏康复组或基于智能手机的家庭心脏康复组。结果发现，基于智能手机的家庭心脏康复组具有高参与率、高依从率和高完成率，并且后者在运动能力、情感状态和生命质量方面有显著改善。然而，互联网时代的心脏康复，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应抓住机遇，面对挑战。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展望未来，心脏康复的发展是必然趋势，我国心脏康复事业也必将迎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我们坚信，在“健康中国2030”战略的引领下，在各位同道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心脏康复事业定会掀开新的篇章，从而进一步推动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